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成逻辑、运行机理及其超越性优势 | 政治
摘 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理论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追求、发展和实现民主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前进方向，全过程人民民主遵循自身特殊的逻辑架构和动力体系。在具体运行中，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导驱动力，人民群众的全面和积极参与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驱动力，而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则构成了其中的协同驱动力。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拓展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视野，也实现了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践性超越。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具有超越性，就在于其作为人类民主新形态彰显出了自身的独特性优势，即实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程序性与实质性的统一、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统一以及稳定性与效率性的统一。
关键词 ：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 民主架构 民主理论
不断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和实现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贯坚持的奋斗目标。2019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1]的新概念。此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正式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执政要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更是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写入了历史决议，强调必须“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2]。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是新时代以来党中央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拓展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了一方新的视野，也必将在开拓人类民主新形态的进程中为推进人类解放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近期学界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议题进行了持续性研讨，如包心鉴分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广泛集中民智、增进民主共识等方面的突出优势[3]，虞崇胜指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备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能力[4]，张明军强调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蕴含的人民性、完整性和复合性特征[5]，唐亚林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在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变质和切实提升实践效能中的根本性意义[6]，等等。此外，包括鲁品越[7]、张贤明[8]、莫纪宏[9]、刘九勇[10]和桑玉成[11]等亦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性、责任政治逻辑、法治基础、文化渊源和发展空间等层面进行了系统性阐释。应该说，学界这些研究是极具前瞻性的，对于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意涵，以及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化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学理价值。但必须指出，作为新概念，目前学界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注时间还不长，相关研究整体上还停留在价值和优势建构等宏观层次上，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础、内在机理等深层议题依旧缺乏细致分析，尤其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全过程人民民主内蕴何种逻辑体系，又在何种层面上彰显出了对西式民主的超越性？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解答，应成为当下学界的一项重要使命。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考察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根基与历史脉络，分析了其独特的逻辑架构和动力机制，并对其优势根源做出了系统性总结，以期为实现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化认识和不断提升中国民主话语权提供学理支撑。
西方学界对民主的阐释由来已久，但绝不意味着民主的起源就在西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果，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和共同价值，且在不同国家存在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如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军事民主制[12]、西方的古希腊民主制[13]等。在西方，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开始在英、法等国产生，并对此后的西方民主制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别于古代社会的民主制，又同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存在根本性差异，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继承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理论的基础上，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通过不断批判、探索和发展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一）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民主理论
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推进工人阶级革命的进程中，就对自身的民主理论作出了系统阐释。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对资产阶级民主价值观作出了深刻批判，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在取代封建主义进程中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也鲜明地指出了其内在局限性。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仅仅只是取得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但阶级剥削和压迫依然存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虽取消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资格限制，但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本身带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14]。“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5]通过对法国“宪法”的分析，马克思直接将资产阶级民主定义为“无耻的暴政”[16]。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对无产阶级的民主理论进行了充分论证。马克思认为，民主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是“作为特殊国家制度的社会化的人”[17]，即强调了人民的主体性原则。恩格斯亦指出，民主绝不是抽象和静止的，“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18]。由此，他们提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必然性，无产阶级只有彻底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使自身“上升为统治阶级”，才能“争得民主”[19]，而唯有实现共产主义，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全人类亦才能在获得民主和自由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彻底解放。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民主理论，并结合苏维埃国家治理实践对其作出了创新拓展。早在苏维埃成立前夕，列宁就明确提出了“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21]的著名论断。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针对当时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列宁力主通过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来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如在党的建设层面上，列宁主张实行民主集中制，要求“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22]，并在党内民主选举出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来“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以及“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和苏维埃中的职权行为”[23]作坚决斗争。在国家司法建设层面上，列宁认为司法机关建设是关涉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保障，他要求苏维埃必须“把立法权和对执行法律的监督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以便逐步过渡到全体劳动居民人人履行立法和管理国家的职能”[24]。在社会治理层面上，列宁更是突出强调了发扬人民民主的极端重要性，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25]。他要求“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七十五至一百个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使其“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并进行“公开地批评”[26]。列宁认为，只有赋予人民以真正的民主参与权利，才能强化党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才能真正克服党和国家内部的贪污腐败危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民主理论的分析和探索，为中国共产党建构自身的人民民主理论提供了科学指引。
（二）初步探索：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人民民主的不懈追求与框架建构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给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亦被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科学继承与吸收，由此，追求和实现人民民主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中心任务。早在建党初期，面对“三座大山”带来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党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就明确宣告，要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民主的形式建设新政权，以“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27]。毛泽东认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28]，而“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29]。正是在他的领导及推动下，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抗日战争时期，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明确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建设思想。1946年，党中央颁布《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进一步对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人民权利等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和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保障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更是成为党和国家的神圣使命。1954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期间党中央广泛发扬民主，最终全国共计1.5亿人参与了宪法草案大讨论。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30]。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亦得到确立。可以说，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人民民主进行了艰辛探索和不懈追求，这不仅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深化发展夯实了根基，也为此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基本框架。
（三）创新开拓：新时期以来人民民主建设实践的系统化推进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各项工作重新步入正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走上了全新发展道路。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明确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31]。翌年初，在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2]的重要论断。由此出发，邓小平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对我国的人民民主建设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性设计。从社会经济领域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发扬经济民主”的执政理念，要求各地“有计划大胆地下放”[33]经济管理权力，从而在发挥职工积极性的基础上，达到提升经济建设效率的目标。从政治领域看，邓小平把人民民主同对人民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的保障紧密结合起来，以实现民主的选举、管理和监督。在他看来，实现人民民主就要使“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34]，就是要让群众能够监督干部，赋予群众“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35]的权利。邓小平不仅强调人民民主，还要求“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36]。他的这些理论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化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落实。
（四）完善定型：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正式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开拓进取，推动我国人民民主事业走上了新台阶。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37]判断人民是否真正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38]。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对党和国家建设的各领域、各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创新完善。如健全了公共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体系，让人民能够更好地监督权力；积极深化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大限度做到了“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和“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39]，进而确保了能够“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40]。此外，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坚持、发展和完善，以及对推进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强调等，均为新时代人民民主的实现奠定了更加坚实的根基。基于此，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正式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概念。可以说，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各方面的深化探索，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完善，标志着人民民主“全过程化”已趋于成熟与定型。
二 运行机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架构与动力机制
全过程人民民主遵循了自身独特的生成与发展逻辑。从理论基础层面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根本指引，这使其先天就内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基因。从历史发展层面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也非一蹴即至，而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历程中，不断追求民主、探索民主、发展民主和实现民主而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一切均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民主道路，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有着根本的内在差异性。科学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从历史性、特殊性出发对其独特架构和动力机制作出解析。
（一）民主的历史性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架构
众所周知，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各国人民均应享有的权利。作为一种制度，世界各国对民主的探寻道路显然是有差异的，民主的表现形态也绝不是唯一的，而是“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成长于本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41]。对此，即便是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学者亦不曾否定。如在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看来，“人类断断续续地讨论民主大约有2500年了”，但形成“一套让每个人或者几乎所有人都赞同的理论”，“不管好的还是坏的，都没有实现过”[42]。英国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亦指出，“在民主的漫长历史中它有着非常不同的意思和内涵”，“即使今天在不同社会和经济体制下对它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异”[43]。事实上，民主所内蕴的这种差异性并非由民主范畴本身造成，而是由民主所依托的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进程的具体性决定的，本质上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在物质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制约下的行为和活动带来的结果。对此，马克思不无深刻地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4]恩格斯也曾强调：“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45]正是基于人之主体性与外在环境之客体性相统一的角度来阐扬理论，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同时也为人类民主的内涵要义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全过程人民民主契合了人类民主事业发展的一般特性和基本规律，同时又内蕴着鲜明的“中国式”特性，是内嵌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发明创造，是党和人民在长期社会历史演变中不断总结和发展得出的智慧结晶。因此，其在具体展开中必然要遵循自身独特的运行规律。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人民民主建设的百年历程可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这种独特性是多方面的。在构成要素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绝非单一形式的民主，而是在长达百年的历史积淀中进行了持续性的内涵扩充，并逐步形成了内含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内容的多重介入体系，并基于实践实现了各体系内在结构的动态均衡。在参与过程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既在国家和地方事务治理中赋予了公民通过代议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实现间接民主的权利，又在同其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基层事务中保障了人民直接民主的政治权利，并不断推进二者实现紧密协同。在介入范围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将自身的运行体系嵌入国家机构及其人员的产生、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以及公共权力的运行等各环节，从而实现了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事务治理的全方位、全链条关照。在目标定位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真实性、实效性，即通过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带来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民生的发展与改进、人民权利的实现以及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等等。在保障支撑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展开亦有着坚强的政治后盾，即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和全面领导，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根本保障。由此逻辑，可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运行架构（见图1）。
▲图1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框架
在这一运行框架中，人民群众基于自身合法权利，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全程式视域出发，基于实践要求选择其中的不同构成要素，通过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具体形式，连续性、动态性地介入到国家机构人员的产生、国家法制体系的建构、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公共权力的运行等具体环节中，从而实现对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全面性的民主参与，为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效能提供坚实的社会根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等途径，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进行整体性把握，并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真实实现。而为了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展开，国家和社会治理效能体系则向人民民主参与体系作出反馈，党和人民群众亦要在互联互通中实现信息的流通交往，由此在确保各体系有序运作中，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实现持续性和规范性展开。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动力机制
诚如有学者所言，民主的实现需要推动力，民主只有像陀螺那样运转起来才有现实意义[46]。上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框架也在客观上指明了其运行的动力来源，即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能持续运转和前进，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的力量驱动。
其一，中国共产党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导驱动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始终都是无可替代的中枢核心，并在推进人民民主的成长、发展以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引导力和推动力。党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力量展开，主要基于三种途径实现：一是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行动指南，并将其紧密结合于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际，形成了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众多理论创新成果，这些成果中有关人民民主的深刻阐释，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和发展夯实了理论根基。二是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提供了政治支撑。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人民民主，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民主的全方位强调，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力主通过制度建设确保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领域民主化的全面实现，以及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对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以及民主监督等各层次的系统性建构，这些都为人民民主的全过程化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推动效应。三是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疏通了系统运行渠道。从支持人民进行全面性的民主参与，到引导人民全方位地介入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再到推动相关制度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并进行信息反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系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动态链条的稳态性，并指明了其科学的前进方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使其在根本上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导推动者，并在实践中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实现和不断前进提供了强大的核心力量。
其二，人民群众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驱动力。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在《神圣家族》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47]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均决定了人民群众在党和国家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亦为人民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提供了根本保障，从而使其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驱动力。譬如，在国家政治建设领域，早在1953年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基层人民代表选举中，参与投票的选民就达到了2.78亿，占到全体选民总数的85.88%，共选出566.9万名基层代表[48]。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等形式参与国家政权建设的积极性被进一步激发，参与主体也逐渐向个体劳动者、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群体延伸。正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参与，才使党的执政根基得到了巩固。在社会经济建设领域，截止2021年底，全国有超过1.5亿的市场主体实现了自主经营和自我管理，广大职工群众从自身利益出发，积极参与和谋求同用人单位实现协商共事和利益共享，由此推动了市场主体活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我国经济总量和社会财富的稳定增长[49]。在基层治理领域，广大人民群众更是通过村（居）民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等形式，广泛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基层文化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环节。可以说，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既增强了党和国家的政治活力，亦构成了考量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状况的重要变量。同党的主导驱动力不同，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动力是自发的，因而更具主动性和自觉性，能够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持续性发展。
其三，党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协同驱动力。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导和主体驱动力，但二者绝非独立运作或毫无关联。党同人民群众始终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间的紧密互动实质上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和完善的协同驱动力。如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领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诉求的不断提升，1999年，浙江温岭市松门镇政府创造出了温岭“民主恳谈”这一基层治理的经典模式，为密切干群关系和推动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开辟了新路[50]。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党中央一方面着力完善相关制度，积极推进基层民主走向制度化法治化，另一方面又不断创新基层民主形式，以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基础上，切实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现纵深发展。可以说，无论是在整体展开还是具体运行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和效能提升，很大程度上源于党坚持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和激发人民参与热情，进而实现二者协同配合所带来的最终成果。“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51]可以说，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和协同互动为全过程人民的实现和发展提供了双重驱动力量。
通过上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道路的历史脉络，以及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独特架构的分析，不难看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的民主道路，显然遵循了不同于西式民主的发展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践运行中的大放异彩以及由此展现出的蓬勃生机与强大生命力，不仅表明其契合了当代中国国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亦在客观上展露出了较之西式民主的实践超越。一方面，全过程人民的实现源于党和人民的主导和主体驱动，亦来自于党和人民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的协同配合，这使其天然就内蕴着传承性、创新性、党性、人民性、程序性、效率性、直接性、间接性等多重积极属性。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展开亦非杂乱无章，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这些属性在系统架构内的有效展开和稳序运行。较之于西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彰显出超越性，其优势根源就在于实现了对这些基本属性之内在关联性的科学建构，即以下五个方面的统一。
其一，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彰显出超越性，在于其持续推进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理论乃行动之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52]。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并且不断取得突破，首先就在于其做到了对科学理论的继承，即其是以先进的人民民主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理论为指引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科学阐明了民主的根本前提在于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鲜明地指出了人类民主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即推动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以最终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可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理论已实现了对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历史指向空间的超越，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理论基础上才得以形成的。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理论为根本指引，但绝非墨守成规，而是结合中国实践对人民民主理论进行了发展创新。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便提出“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53]的政治主张。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既推进政治民主建设，又强调实现经济民主的重要性，既不断推进同人民民主相关的各项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又不断拓展和深化人民参与的范围与力度，这些无不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性发展。可以说，理论传承与实践创新的紧密统一，确保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正确航向和科学发展。
其二，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彰显出超越性，在于其紧密实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彰显出了优势和超越性，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就在于始终坚持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和全面领导。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保证了我国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才为人民民主的真实实现提供了根本政治支撑，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才有效实现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并在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与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的基础上，保证了人民民主的理念、政策和方针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贯彻落实。与此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彰显出了优势和超越性，亦在于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摆在了核心位置上。中国共产党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为人民服务，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体现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紧密团结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和服务于人民群众，始终都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前提。“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54]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才确保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实现，这较之西式民主缺乏人民性和公正性而言显然是一个历史性超越。
其三，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彰显出超越性，在于其真正实现了程序性与实质性的统一。从具体展开看，任何国家的民主均可划分为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两方面，程序民主强调民主的实现规则与运行机制，实质民主则关注民主达到的价值目标。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也不例外。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典型的程序民主。中国共产党重视民主的程序性建设，如新时期以来颁布和历次修订的《选举法》，就对人民群众的民主选举程序作出了细致界定，要求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规，则对基层治理中形成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机制和公开透明的工作原则等进行突出强调。对程序建设的高度重视，确保了人民民主的规范运行。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又是真正关照人民权益目标实现的实质民主。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全方位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各环节，确保了其沿着符合人民利益的方向得以科学前进；通过治理效能体系对人民参与体系的信息反馈，又为人民民主参与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保障支撑。可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真真切切地解决了人民最关切的现实问题，提高了人民的福祉和尊严。相反，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体制下，其国会议题的讨论大都围绕着利益集团展开设置，民众缺乏广泛参与的权利。因此，相较于西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彰显出超越性，就在于其更加真实地实现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内在结合与紧密统一。
其四，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彰显出超越性，在于其科学实现了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统一。从基本形式看，民主可划分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两大类，直接民主即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直接参与相关事务管理，间接民主则是由人民选举出的代表来代表人民讨论和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这方面之所以彰显出超越性，一是在于其有着更为科学的间接民主形式。人民代表大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代议制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在这一制度下，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人民可依法监督代表，并要求撤换和罢免不称职代表；而且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同时又赋予了地方足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该制度真正按照人民意愿进行运作。二是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间接民主基础上形成了更为广泛的直接民主形式。如在民主选举方面，我国宪法规定县、不设区的市及以下层次的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民主监督方面，宪法同样赋予了人民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和控告等权利。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更是我国最直接和最典型的民主形式。换言之，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内在融合与科学衔接。相较于西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可谓在形式上更加科学地实现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内在统一，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民主政治的合理内核。
其五，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彰显出超越性，还在于其充分实现了稳定性与效率性的统一。对于国家治理而言，追求大局稳定是最基本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切改革发展都无从谈起”[55]，而效率则是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范畴，这二者无论在何种社会体制之下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考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一种能够带来并真正实现稳定与效率双赢的民主。如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企业缺乏活力和创造性的客观困局，邓小平要求结合实际赋予企业更多的生产和经营自主权，要求“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企业的领导干部要在大会上听取职工意见接受职工的批评和监督”[56]。党中央对经济民主的高度重视，为新时期我国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夯实了根基，同时推动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效率的不断提升。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更是积极通过完善体制和深化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等途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质量。由此，我国不仅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成功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突发事件对社会稳定带来的风险挑战，民族复兴伟业亦展现出了旷古未有的光明前景。可见，相较于西式民主体制，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稳定性与效率性的统一上发挥出了绝对优势，这构成了其不断取得成功的内在根源。
四 余 论
全球稳定与发展带来极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57]。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和实现民主，最终走出了一条契合中国国情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新道路，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彰显出其独特的优越性。本文通过历史梳理与理论建构，明确了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架构和动力机制，并由此进一步指明了其较之西式民主的超越性优势所在。可以看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基于对人民主体性的真正实现及其系统运行中的全方位兼顾，才在具体实践中取得不断成功。展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实现发展，必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亦能为人类民主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宣传部理论局：《中国制度面对面》，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62页。
[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3]包心鉴：《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质与优势》，《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1月3日。
[4]虞崇胜：《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自我完善和发展能力》，《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7期。
[5]张明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特征及实现逻辑》，《思想理论教育》，2021年第9期。
[6]唐亚林：《党的领导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7期。
[7]鲁品越：《全过程民主：人类民主政治的新形态》，《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
[8]张贤明：《全过程民主的责任政治逻辑》，《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
[9]莫纪宏：《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法学》，2021年第6期。
[10]刘九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思想渊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
[11]桑玉成：《拓展全过程民主的发展空间》，《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
[12]王国荣：《民主起源辨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13]房宁、冯钺：《西方民主的起源及相关问题》，《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4][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92页，第692页。
[15][19][20][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2页、第421页、第422页、第13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18][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1页、第605页。
[21]《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8页。
[22]《列宁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9页。
[23]高放：《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7页。
[24][25]《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8页、第49页。
[26]《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94页。
[2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页。
[28]《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4页。
[29]《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9页。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学研究》，1954年第3期。
[31][32][33][34][35][36][5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4页、第168页、第145页、第322页、第332页、第336页、第137页。
[37][54]《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45页、第144页。
[38][39][4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4页、第65页、第66页。
[41][5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人民日报》，2021年12月5日。
[42]（美）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朱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页。
[43]（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孙荣飞，段保良，文雅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46]俞可平：《民主与陀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4页。
[48]蒋国宏：《新中国70年公民政治参与的历史演进及其重要启示》，《廉政文化研究》，2019年第5期。
[49]顾阳、佘颖：《一点五亿市场主体的分量》，《经济日报》，2021年12月23日。
[50]王国勤，陶正玄：《温岭民主恳谈的制度演进与理论发展》，《治理研究》，2018年第6期。
[51]《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页。
[52]《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43页。
[5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3页。
[5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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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新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BKS199）。
作者简介
胡洪彬，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省“八八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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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国家治理：现实可能、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作者：董树彬 何建春）02 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界定、价值阐释与现实进路——基于农村基层民主视角的考察（作者：谢晓通 章荣君）